鎢制品外貿调整的影响

外貿退稅率的下調及對外貿退稅的壹攬子政策的改革，不僅關系到外貿企業和相關部門的切身利益，也關系到中央與地方的財政利益的調整，而且在相當長的壹段時期將對我國外貿和經濟産生較大影響。

此次外貿退稅政策的調整不僅關系到外貿企業和相關部門的切身利益，也關系到中央與地方的財政利益的調整，而且在相當長的壹段時期，將對我國外貿和經濟産生較大影響。

此次外貿退稅政策調整的契機，既有被動的因素——包括人民幣升值壓力等國際經濟大環境的影響，又包含了主動的因素——體現了黨的十六大精神，即借此機會促外貿體制改革，保持外貿和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另外，在此次政策調整中，有壹點值得我們注意，即對部分農産品的外貿退稅率由5%調高到13%，似乎與此次政策調整方向矛盾，但正是這“萬綠叢中壹點紅”也許預示著未來包括外貿退稅在內的中央政策的走向。

壹、新政策出台的背景

外貿退(免)稅指壹個國家或地區對符合壹定條件的鎢制品外貿在報關時免征國內或區內間接稅和退還鎢制品外貿在國內或區內生産、流通或外貿環節已繳納的間接稅的壹項稅收制度。外貿退(免)稅是爲了平衡稅負，使本國鎢制品外貿與其他國家或地區鎢制品具有相對平等競爭的稅收條件，這在客觀上有利于發展外向型經濟，增加外貿，擴大外貿創彙。對外貿産品實行退稅是壹種國際慣例，符合世貿組織規則。我國從1985年開始實行外貿退稅政策。外貿退稅政策的實施，對增強我國外貿産品的國際競爭力，擴大外貿，增加就業，保證國際收支平衡，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從外貿退稅政策開始實施以來，我國曾根據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的需要進行了幾次調整。如爲了減輕財政負擔，1995年7月1日，我國將外貿退稅率從16.63%下調到12.86%，下調3.77個百分點。爲了抵消東南亞金融危機對我國外貿造成的不利影響，1999年7月1日，我國將外貿退稅率從12.56%上調到15.51%，上調了2.95個百分點。同樣，此次出台的政策應該說也是爲應對當前新的國際國內形勢所做出的調整。

國際背景：主要是人民幣彙率面對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方面的巨大的升值壓力。由于勞動力成本低廉形成的巨大價格優勢，伴隨著中國融入國際社會的步伐，特別是在加入WTO後，中國日益成爲世界的制造工廠，這應該說是充分體現了經濟全球化下的國際分工原則，是符合比較優勢理論的。而美國，由于國內勞動力成本高昂，很多企業將工廠轉移到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或直接從其他國家進口諸如鎢之類的本國不具競爭力的商品。爲發揮比較優勢，美國正由制造型經濟轉向服務型經濟，美國的制造業雖然在過去的10年中喪失了200萬個就業機會，但制造業的全部就業人數不過1600萬，相應地，服務業就業機會由107萬增加到3000萬。在某種意義上，中國在制造業上的優勢，不過是加速了美國的産業轉型，應該說是各得其所。但利益受損的美國制造業對美國政府和國會施加了強大的壓力，再加上總統大選臨近等政治因素，美國向中國政府多次提出人民幣升值的要求。但人民幣彙率保持穩定對中國經濟保持健康、持續的發展卻關系重大，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外貿將形成巨大的打擊。在這兩難格局下，調整外貿退稅政策應該說是在這兩種力量作用下的折衷方案，體現了我國在處理國際貿易爭端時立場上的原則性和手段上的靈活性。

國內背景：我國現行的外貿退稅機制壹直存在壹些亟待解決的矛盾和問題，主要是外貿退稅機制不利于深化外貿體制改革，外貿退稅結構不能適應優化産業結構的要求，外貿退稅的負擔機制不盡合理，外貿退稅缺乏穩定的資金來源等。這些問題的存在使外貿退稅資金無法及時得到保證，導致欠退稅問題十分嚴重，而且呈現逐年增長的勢頭，名義上的退稅率與實際退稅率存在相當差距。例如，1997～2002年，外貿退稅指標年增長率爲17.8%，而應退稅額年均增長率卻達到了37.4%，二者相差近20個百分點。2002年末，全國累計應退未退稅額爲2477億元，壹年新增欠稅額即達750億元。如不及時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解決，勢必影響企業正常經營和外貿發展，給財政金融運行帶來隱患，並對政府信譽造成極大損害。另外，由于現行的外貿退稅機制是中央財政全部負擔，使地方政府在打擊外貿騙稅上缺乏激勵機制，個別的地方甚至還出現與犯罪分子共同騙取外貿退稅的惡性案件。從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來看，外貿退稅的負擔機制與稅收分享機制基本上是壹致的，即利益分享與責任分擔是對稱的。可以說目前外貿退稅機制存在的問題已比較突出，進行調整應該是意料之中的事。

二、外貿退稅政策調整的影響

此次外貿退稅政策的調整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壹是適當降低外貿退稅率;二是加大中央財政對外貿退稅的支持力度;三是建立中央和地方共同負擔外貿退稅的新機制;四是推外貿體制改革，調整外貿産品結構;五是累計欠退稅由中央財政負擔。

調整方案不僅將外貿退稅率適當下調，而且對外貿退稅的壹攬子政策都進行了改革。這不僅對企業的外貿會産生影響，而且對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都會産生影響。總的來說，外貿退稅率下調後，我國整體外貿規模肯定會有所減少，但從中國目前存在巨大的外貿順差情況看，外貿退稅率適當下調將有利于平衡中國國際收支，減少人民幣升值的壓力。首先，我們考察新政策對外貿增長率的影響。從以前幾次調整的經驗看，外貿退稅率與外貿增長率表現出較爲明顯的負相關性。如1995年7月1日，我國的外貿退稅率從16.63%下調到12.86%，下調3.77%，相應地，當年外貿增長率從上半年的44.2%急劇降爲下半年的8.8%，下調外貿退稅率的外貿彈性系數高達9.39.1999年7月1日，我國將外貿退稅率從12.56%上調到15.51%，上調了2.95%，相應地，當年外貿增長率從上半年下降4.7%提高到下半年的增長15.8%，增幅提高20.5%，上調外貿退稅率的外貿彈性系數爲6.95.由此可見，外貿退稅率調整對外貿增長的影響非常明顯。如果我們按照2003年外貿增長率25%和平均外貿彈性系數8來估算，外貿退稅率下調3%，將使我國2004年外貿增長率下降爲1%.其次，我們考察外貿退稅政策的調整對企業的影響，應該說既有有利的壹面，又有不利的壹面。按現行外貿結構，調整後的外貿退稅率平均水平將降低3%左右，這將直接提高部分外貿企業的成本和定價，削弱外貿企業産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不利于企業的外貿。根據商務部有關部門估算，外貿退稅率每下調1%，就相當于壹般貿易外貿成本增加約1%;若下調3%，將使壹般貿易外貿成本增加約3%～4%，對外貿將造成較大的負面影響。雖然以前外貿退稅率較高，但企業最後能拿到多少退稅，還必須取決于國家給予地方外貿退稅指標等非常不確定的因素，所以企業的外貿退稅數額實際上是很不確定的，比如有的企業2000年的應退稅款還未到手。而新政策按照“新賬不欠，老賬要還”的原則，將加快財政的外貿退稅進度，有利于加快外貿企業的資金周轉。

此次外貿退稅政策的壹個重要改革是建立了中央和地方財政共同負擔外貿退稅的新機制。從2004年起，以2003年外貿退稅實退指標爲基數，對超基數部分的應退稅額，由中央和地方按75：25的比例共同負擔。這項新政策不僅在某種程度上減輕了中央財政的負擔，使外貿負擔機制與稅收分享機制逐步走向壹致，而且對地方政府在嚴格監控外貿退稅、打擊外貿騙稅等方面都會産生激勵作用。由于外貿退稅企業大部分集中在沿海發達地區，新政策的實施將會對這些地方的財政産生較大影響。另外，按照新規定，將取消部分資源性産品的外貿退稅政策，同時將部分資源性産品的外貿退稅率降爲8%和5%.上述産品多産自于西部地區，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這些産品的外貿成本，削弱了西部企業的競爭優勢。

此外，外貿退稅政策的調整將在某種程度上對我國金融系統的健康運行起到壹定推動作用。爲了解決外貿企業的資金短缺問題，不少銀行爲外貿企業開辦退稅賬戶托管貸款業務。雖然這在壹定程度上緩解了外貿企業資金緊張的問題，但由于外貿退稅款並沒有實際到位，很多企業無錢歸還貸款，銀行出現了新的呆壞賬，外貿退稅欠款竟間接成了銀行的負擔。很多地方爲了扶持外貿企業，還對企業退稅托管貸款采取貼息政策。外貿退稅率下降後，地方財政、銀行金融系統的負擔都會得到明顯降低。

三、對未來外貿退稅政策的展望

在此次外貿退稅政策的調整方案中，我們注意到在壹片“跌”聲中的惟壹“逆市飄紅”的“股票”——部分農産品，其外貿退稅率從5%調高到13%，而其他的農産品包括以農産品爲原料的工業品也保持原來的退稅率不變。這壹舉措充分體現了黨的十六大確定的下壹階段我國戰略方針的指向，即城鄉統籌發展。長期以來在“城鄉分治”方針強化下的二元經濟使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越來越大，占中國人口80%的農民收入過低，使內需始終沒有有效地帶動起來。同時，過高的收入差距會引起社會不滿和政治不穩定，這會造成壹種充滿不確定性的國內政治經濟環境，從而導致投資的下降，最後影響到經濟增長。新政策將部分農産品外貿退稅率提高，將在不違背WTO規則的情況下，提高這些農産品的國際競爭力。同時農産品相對利潤率的提高，又可引導資本向農業的投入。這些都會直接或間接增加農民的收入。因此我們可以預測在下壹步的改革中，應該有更多的農産品的外貿退稅率將調高。

應該說此次外貿退稅政策調整主要還是基于人民幣升值壓力。由于我國外貿占GDP收入相當大的份額，總需求的很大比重放在了海外市場，這樣等于把經濟發展調控的主動權交給了國際市場。當今國際市場競爭日趨激烈，國外通過反傾銷、知識産權保護壹步壹步蠶食我國産品的國際市場。在國際分工合作日益緊密的大環境下，利用我國的勞動力優勢參與國際貿易競爭始終是重要的，但從長期看，像我國這樣的經濟大國只有走內需主導型增長道路，才能掌握經濟發展的主動權，也才能在國際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